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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文学还能走多远

 
 
  9月,首届“全国青年产业工人文学奖”评审仪式在西樵山三湖书院启动,属于全国产业工人的文学盛典将永久落户西樵。该奖项旨在鼓励和倡导全社会关注产业工人群体,发掘、培养新产业工人文学人才,提高新产业工人文学品位,释放蕴藏在草根工人身上的巨大正能量。

  羊城晚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在很多的外来工心中,文学还是神圣的,“作家”这一身份也是崇高的。而佛山、东莞等一些南方城市,因为外来工的大量聚集,也形成了深具特色的“打工文学”现象。但也正因为“打工仔”这一特殊身份,他们的文学理想终究要与物欲横流的大都市发生碰撞。

  人物

  A 诗集随身的校车司机

  今年38岁的叶光荣是韶关市南雄人,现在南海丹灶罗行小学当校车司机,在佛山的外来工文学圈子里,他被大家叫做“诗人”。

  15日,清晨的阳光洒满了去往罗行小学的马路,叶光荣的校车上坐满了一个个可爱稚嫩的孩子,一路上他们有说有笑。听到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叶光荣也笑了,这个时候,他说自己的车上搭载的是“世界的未来”。记者见到叶光荣的时候,他刚下班。头发短得干净利落,身着整洁的浅粉色衬衣和笔直的西裤。叶光荣说自己的文学之路是从读初一的时候开始的。那时他的一首诗被县报刊发,这给他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感,并让他爱上了写诗。但因为家里经济困难,读完初二之后他只好辍学。

  刚开始打工的时候,叶光荣一有时间就如饥似渴地看顾城、徐志摩和普希金的诗。1998年,叶光荣来到佛山发展。他承包了一辆旅游大巴,承接各种接送工作,“奔波漂泊的生活让我失去了写诗的心思。”但叶光荣还是经常会带一两本诗集在身边,一有空闲,别的司机都跑去赌博,他却一个人在看诗。“那些司机脑子里想的都是‘明天有没有生意’,我跟他们谈诗,他们就会觉得我很可笑。”

  2003年,叶光荣到丹灶的罗行小学当校车司机。2006年,他再次提起笔写诗,他说写一首好诗会影响他一天的心情。《诗人的稿费》是他的一首诗。“昨天收到报社的一张汇款单/五十元的稿费/一首低价处理的诗/坐公交车到镇上邮局取钱/带上一张卑微的身份证/经核对确是本人/签字/恭敬的递给邮局的美女/美女面带微笑的说:收好!/这来之不易的稿费/诗人啊,你图个什么?/我无言以对/我只打心里感谢那编辑/是他让我的诗有了安身立命……”。

  B 从墙报开始的写作者

  今年40多岁的肖群英,来自湖南怀化,现在东莞一家企业做销售,但她从未放下过手中的笔。

  肖群英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东莞一个工厂里做会计。她说,刚开始时,写的内容很空洞,找不到题材,不知往哪里投稿。因为白天上班,晚上下班洗完衣服都11点多钟,只有星期天才会有一点时间。“但是我坚持下来了,也是因为自己的坚持,2009年的时候,我在公司创办了第一份手写墙报《含羞草》,并带动了公司好一部分人喜欢上了文学。”

  “我当时的作品中比较关注弱势群体,还记得当时我所在的工厂附近居住着一个捡垃圾的婆婆,时间久了,我就想为她写点什么,后来就写了一个关于捡垃圾婆婆的故事,很多人看到这个文章,同情那个婆婆,就捐款给她。因为这个,我很有成就感。”说起这些,肖群英笑得很灿烂。

  与肖群英相比,当了记者的外来工张喜洋有更多的机会去关注社会弱势群体。他现在的关注视角已经更多转向了社会和实事,一个女工猝死生产车间、为暂住儿童争取保护伞、关注网迷少年、招工容易留人难……都能引发他的感触。张喜洋说,他喜欢写“情”,亲情、友情、爱情。“我是一个追梦人,我的价值在文字中得到了实现,文学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是崇高的。”

  尴尬

  “文学,能当饭吃么?”

  工厂几乎没有文学氛围

  17日下午,记者走访了张槎上塱工业区。烈日下,整个工厂区沉默而又忙碌,一个个厂房门口,听到的都只有机器的声音,厂房里面的人沉默且机械化,大家都不停地重复着特定的动作。整个上塱工业区,记者向近30名路人打听哪里有书店,路人均表示,这边没有书店,“要找书店需要去城中心”。

  叶光荣说,文学对打工的人来说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一些缺乏企业文化的氛围里。“文学可以丰富工人的精神生活。”他说,工人也可以通过文字来告诉其他人,打工生活也有精彩,“当你写出来的东西能够感动别人,你就成功了。”

  但是,叶光荣表示,打工者追求文学的道路上也有很多现实的阻碍。首先,工作的忙碌与压力会让他们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去看书或者进行文学创作。其次,他们身边缺乏有共同志趣的文学爱好者。此外,很多企业并没有开展与文学相关的活动,打工者没有得到适当的引导。

  在上塱工业区记者路遇一位在工业区针织厂上班的女孩,当记者问她平时是否读书时,她一脸莫名其妙。“我没有看书的习惯,身边的同事也没有喜欢看书的。我们就算看也是用手机看,主要是看一些爱情小说之类的,空闲时间我们一般都是用来上网聊天或者玩游戏”。

  “文章再好没人觉得你有用”

  王大巍大学毕业后在佛山一家企业做宣传工作。他告诉记者,“虽然现在也整天与文字打交道,但笔下的东西全是模式化的,就像是一个文字机器,缺少思考,纯粹为宣传公司产品服务。”

  与王大巍相比,同样放弃文学梦想的农民工陈国兵也有相同感慨。陈国兵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中,经历过高考落榜,在村里当过民办教师,但最终为了生计,背井离乡到佛山做木工。“要是在很多年前,即使你这个人没什么钱,但是你有才气,会写一手好文章,那也会得到别人的尊重甚至佩服。但现在呢,文章写得再好,只要你的文章不能让你成为有钱人,别人就会觉得你是个没用的人。这个年代,没有人愿意忽略金钱去了解一个人的内心和灵魂。”

  观察

  “打工作家”是一种文学现象

  广东省青年产业工人作家协会主席周崇贤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离乡—进城—回乡”,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一大主题。打工文学实际上延续了这一主题,既有对城乡对立的反思,也有对农民工现实、精神世界的悲悯关注。打工者文学的伟大之处在于,站在时代的最前线,与中国改革开放一起走过了风风雨雨的三十多年,从来就没离开过。这种是别的任何文学,无法享受到的。

  周崇贤说,打工文学最大的作用,就在于她让庞大的打工群落,在那个时段跨过低层次的享乐(因为没条件),直接进入到更高层次的幸福,“回头想想,打工作家们真的很棒。他们本无意为之,最后却导致了南方乃至全国的一个文学现象的崛起。”

 
 

  “流水线的打工写作者不多了,原因是大环境很差。”据周崇贤介绍,广东省青工作协有近三百会员,在广东3000万工人兄弟中,其实写作者不算多,主要集中在工厂公司做小报小刊、文员,他同时表示乐观,“网络改变了世界,它让新生代产业工人的生活丰富多彩。它承担了当年打工文学的一部分责任,但这与打工文学本身的发展关系不大。文学巨大的穿透力,不只是对打工群落有效,对所有人都有效。我相信,这种文学精神可以渗透新生代青春的血液,不用担心打工文学会断送在年轻一代打工者的手里。”

  “有些人希望通过写作维持生计,但当写作不能赚钱的时候,他们就放弃了,然后继续过那些过一天算一天的日子。”在张喜洋看来,打工群体向上的通道很窄,缺乏引导,身边的文学氛围不足。在城市物质文化的影响下他们自己的目标也不明确。因此,打工群体文学修养也有待提升。

 
本文来源:金羊网-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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