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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文学纵横谈》序言

 “打工文学”,这个词在21世纪初以来逐渐进入公众视野,这个词引起了种种复杂的情感:鄙夷不屑,怀疑,怜悯,兴奋,孤独,茫然……

  事实是,一个人可能一篇打工文学的作品也没读过,但他依然可以就打工文学发表高见。问题不在于作家或作品是否在场,是否构成了言说和分析的对象,问题在于,“打工文学”这个词划出了一个场域,在其中,真正“在”的是广大的、无声的打工者——我们或许不曾听见他们的声音,但是我们意识到我们必须认识他们,这种认识必是基于我们的历史记忆、我们现成的话语系统,我们有很多话要说,而且我们相信言说的必要与正当。

  打工文学作为一种凭依着作家和作品的文学现象是否成立,至今依然受到质疑,即使是那些在这个词下被指认的作家,大概也并不认为这个词能够准确地表达他们的志向。质疑者们思虑未及之处在于,打工文学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潮流,我们越是纠缠于作家的身份、题材的属性之类的问题就越是感到它的边界游移不定,打工文学固然有作家、有作品,但它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种被指认的创作行为,而且是一种试图做出指认的批评行为,这种批评属于一个更广大的社会意识过程。因此,这里的真实情况是:有人在写,同时有人怀着指认的冲动去寻找、认识、想象、规划。打工文学是一件正在发生的事,但从一开始它也是一件被认为应该发生、将要发生并被预期着如何发生的事。

  1984年,由深圳市文联主办的文学期刊《特区文学》开始刊发一些反映打工生活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现在多已被人们所遗忘,即使在当时也并未引起人们多少注意;但是,仅仅一年后,1985年,深圳的年轻评论家杨宏海就提出了“打工文学”这一概念——这在当时显然是证据薄弱的冒险,几乎像是为想象中的、尚未出生的孩子命名(参见本书黄玉蓉《打工文学的文化建构》)。

  对打工文学早期历史的追溯和爬梳会为当代精神史提供一个重要的角度:20世纪80年代初期,大批来自乡村的年轻人被贫困和梦想所驱迫,来到珠江三角洲,他们不知道他们将成为日后“世界工厂”的基础和动力。受惠于共和国建立后义务教育的普及,他们很多人具有书写能力,其中有些人更具有较为复杂的在书写中自我表达的能力,他们开始写了,写自身的经历和情感。很难说他们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志向,但他们大概模糊地意识到自身属于一个从原有的坚固严密的社会结构中释放出的漂泊的群体,这个群体在时代的大变中获得了有限的自由,但在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和文化上,他们的处境暧昧不定,急剧变革的社会尚未准备好意识到他们,而他们自己也尚未来得及发展出某种集体的自我意识,他们生活与劳作在沉默之中,在个体命运的悲欢中领会这种沉默,并艰难地试着出声。

  但是,几乎就在同时,有人敏锐地注视着他们,当受过系统学院教育的评论家杨宏海提出“打工文学”这一概念时,他不可能没有意识到证据的薄弱,但他看到了这沉默的人群,他本能地意识到,这片沉默中会有,也必须有人发声,而社会也必须和必将把这片沉默的区域纳入它的意识结构中来。

  这一开始就不仅仅是文学问题,它一开始就关系到中国在巨大变革中自我认识的重构。所以,“打工文学”这个概念,包含着不同方向的精神运动:通过文学,通过个人的书写,打工者们逐渐探索和形成了自我意识;通过命名和评论,通过对打工文学进行争论和评说,社会试图对横亘于内部的这个沉默人群作出指认和反应。

  这两个方向并不重合,但这两个方向保持着对话。1992年杨宏海主编了“打工文学系列丛书”,2000年,他编辑了56万字的作品评论集《打工世界》,深圳市和宝安区据此召开了“大写的20年·打工文学研讨会”,这是首次全国性的打工文学研讨会。此后,2005年起,深圳连续三年举办了“全国打工文学论坛”,20081月,这个论坛在北京现代文学馆举行。

  除2006年外,我参加了历届“全国打工文学论坛”,只见教授满座,议论横生,我意识到,打工文学不仅是一个创作现象,也是一个理论和评论现象,更是一个社会现象,它不仅包含着作家们的孤独写作,也包含着学者们的高声言说,更包含着某种社会意识的形成和扩展。

  广大的打工者,打工者中的写作者、批评家,学者,政府和媒体,社会公众,都参与了打工文学。这个概念在20多年的时间里逐渐变成了一种公共空间,在这里持续进行的对话属于一个更广大的、至今尚在进行的精神过程:中国人在巨大的历史变革中认识中国和想象中国。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杨宏海先生主编的这部《打工文学纵横谈》具有重要的价值:评论家和学者们的众说纷纭和那些打工文学作品一样值得认真推敲,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互文的和奇异的复杂关系;从评论家之言中,我们看到真知灼见,看到偏颇之论,看到探本之言,看到皮相之谈,看到他们自身的社会利益和学术利益的曲折呈现,看到他们的知识谱系、精神背景,他们的思考和不思考,他们的大脑和身体,他们的真诚和权宜,所有这一切,都曾经并且正在参与着社会意识的生成和扩展。

  考虑到这可能是中国社会的底层与这个社会的知识分子之间罕见的直接对话,则这部书就更具戏剧性,更具研究价值。它让我们看到各种力量在社会意识生成过程中的动机和作用,进而,我们可能由此获得某种关于社会意识的自我意识,也就是看清了我们是如何思考的,在中国,关于我们的共同生活、我们的现实和未来的论述与想象是如何建构的。这当然不只是作家的事,也不只是评论家和学者的事,但围绕着打工文学的多年论辩却就此提供了一个集中、清晰的样本。

  所以,打工文学值得研究,关于打工文学的评论同样值得研究。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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