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首 页‖社会活动‖国学荣誉‖文学获奖荣誉‖教学荣誉证书‖企业文化与管理‖战略合作伙伴‖文学作品‖高考‖宣传海报‖文化复兴‖ |
|
|
打工文学，寻梦城乡 ——来自深圳的打工文学报告
阅读提示 打工文学，记录着打工者的心路历程，是城市化进程的文学写照。本期“走基层·艺文采风”，作者将视线集中到打工文学的重要发源地深圳，将笔触深入到打工文学作者的内心世界，以期让更多人走近这一文学创作群体，分享他们的梦想与成功。
（一） 唐成茂，大家都叫他老唐。老唐不老，40多岁。“我跟黄继光是老乡。”他憨厚地笑着说。上世纪90年代初，老唐在家边种田边教书，如果不是看到报纸上说，一个人在东莞靠一本诗集找到工作，老唐或许仍在老家过着不紧不慢的日子。靠写诗就能过上城里的生活，对爱写东西的老唐来说无疑是一大鼓舞。他当机立断，怀揣300元“巨款”以及一大包手稿出川，坐了5天5夜火车，辗转至深圳。感谢时代，他心想事成，跟报纸上说的一样，既能写作又因此找到了工作。 此时，曾楚桥从广东化州农村到珠海打工。一天，他的老乡在当地报纸上发了一个“豆腐块”，全厂沸腾，老乡马上被提拔。“他是初中文凭，我还是高中毕业呢！”曾楚桥业余时间也开始埋头写，终于，他获得了某广播电台征文一等奖。不过，他并未就此实现自己的升职梦——为了写作，他经常晚上私拉电线，“不好管”。1994年，他来到深圳，被查暂居证时就说：我是作家。这句话当时挺奏效。在后来的日子里，他当过保安、摆过摊卖过菜，一直到2003年，他被一份打工文学刊物聘为编辑。 如今的老唐，已是深圳市宝安区作协副主席，曾楚桥是广东文学院签约作家。他们不是名气最大的，其文学命运在早期打工文学中却是普遍的：通过写作获得一个镇长、一个车间主任的垂青。 这总让我想起当年的巴尔扎克，前往大都会巴黎，渴望着文学的冠冕，这样的梦想在今天看来很可爱。这也让我想起余华的《18岁出远门》，如果说那本书写的是知识分子的青春怀想，那么老唐他们出远门，书写的则是实实在在的生活。这种生活，是深圳故事，也是中国故事。因为这关涉的是2.25亿人及其家庭。 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构成了“人民”中的重要部分；这样的书写，无论稚嫩还是粗糙，都客观上成为中国从乡土向现代转型的心灵史。 他们走出故乡的时候，可能叫大狗、黑皮、水生、秋香、荷花，到了城里，叫电工、泥工、洗头妹；他们写熟悉的人和事，比如工头，同乡，小贩，有光明，有黑暗。多年前，曾楚桥则因为写了自己熟悉的身边人而丢掉工作。那天，村治安队长拿着一本《佛山文艺》劈头盖脸地对曾楚桥说：“我平日对你那么好，你居然把我写得那么坏，赶紧收拾东西走人！我在深圳见你一次就打你一次！” 打工作家们暂时无法驾驭恩格斯所说的“福斯塔夫式背景”，展现出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也无法达到茅盾、柳青、路遥等对大时代描摹的现实主义高度，但却在机器的轰鸣与都市的奢华中，撕开一道伤口，宽度正如离乡背井对他们的灼伤。程鹏，装修工，80后，初中肄业。“我觉得自己每一首诗都写得很好。”他自信地说。《榔头歌》、《大铺歌》、《冲凉歌》，他的许多作品都表现工地生活，钢筋、斧头、锤子等意象，或焦虑、咆哮的情绪，突显别样的力与美。 对比“娘娘很累,雍正很忙 ”的市井文学、你侬我侬的小资文学和浮华雕琢的权贵文学，打工文学的粗砺与莽撞呈现出中国都市生活、都市文学的另一种特色。 （二） 老亨，黑边眼镜，《深圳青年》副总编辑。他认为，早期打工文学之所以能引起轰动，是因为与时代潮流紧密结合在一起。90年代初的深圳处在城市化初期，那时进城打工，内心似乎只有喜悦。90年代中后期，喜悦逐渐被焦虑所取代，打工者的特点也有所不同：早期打工者不怕苦累，家里还有几分薄田；如今往往几代人倾巢出动，年轻一代对工作比较挑剔。 这些变化影响着打工文学主题的变迁。陈再见，“80后”打工者，他认为打工文学不能被窄化为工厂文学，而应关注农民工生活的多个侧面，如留守老人和儿童、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灵挣扎等等。他的小说《瓜果》就写打工父亲接儿子到城里相聚，心灵上却彼此隔膜——在他看来，打工文学应关心人的心是否“进城”了，很多打工者积累了财富，但内心自卑，其子女既没有融入城市，又已不适应农村生活……这些年轻人的生存状态、心灵成长，恰恰是未来都市文学的重要内容。 而这一切正关乎打工作家的自我身份认同，在这一点上他们寻找得很艰难。鲁迅在《彷徨》中说，“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写的是心灵漂泊，打工作家面对的则是现实和精神的双重漂泊。正如许多农民工一样，打工作家的内心既进不了城，也回不了乡。这种身份认同焦虑，首先表现为“打工文学”、“打工作家”的命名，参加文学活动，“作家”会跟“作家”寒暄，“打工作家”则躲在角落很沉默。 不过，打工作家大多有文学自信：只要是好作品，为什么非得要用身份来评价呢？对于评论界所谓的“底层写作”的说法，他们并不认同。正如曾楚桥所言：“打工文学自从被那些饱食终日的批评家冠之以底层叙事后，一切便显得似是而非。我极度讨厌‘底层’这个词，但是我无法躲避这个词对我的围攻。”面对他们，我常常感到理论描述的无力和失效。 打工，这个社会学意义的词汇，能够最大程度地有效定义、诠释一个群体。而社会学对模型、框架建构的冲动，恰恰与文学的变动不居格格不入。比如，“打工作家”一词将他们定位为低学历、见识少、乡土的，可是他们的文学资源与喜好却跟当今许多作家一样,十分广泛：一位打工诗人说，他最爱的是法国诗人兰波；一位打工小说家说，他最爱的是王小波。我内心设想的柳青、路遥或者赵树理都没有出现。 他们有着为自己这个群体树碑立传的文学雄心，但是，对时代与民族做史诗式的开掘似乎并未成为共识，也并未显现。从文学状态来说，他们更接近鲁迅所说的“侨寓”作家：他们被生活放逐于城市，既具备现代都市眼光，又无法脱离故土情结。这种纠结生发出的内心张力，恰恰是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普遍心理。相对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侨居北京的乡土文学作家，他们在城乡之间的失重感、断裂感与漂泊感更强烈。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乡土文学、移民文学与都市文学的混合体；其突出的文学特征，是机器工业大背景下的群体流浪、疼痛与伤痕。 当然，这种疼痛是有局限的，同质化比较普遍。“这是我读一些来稿时的苦恼。”诗人、《特区文学》资深编辑费新乾认为，作家写的东西对个人来说可能意义非凡，但是对于广大读者来说，你要张扬的是挣扎还是人性之光？你作品的脉动是否与时代的一样？这些都值得每个打工作家思考。《深圳特区报》综艺副刊部副主任齐霁则从这份痛感中，看到都市文学的可能性，在他看来，文学正是来自生命的痛感与号叫。而在当前媚俗的都市文学里，我们难以看到这一点。因此，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年轻的打工作家群体，或许正是将来能写出真正的都市文学的人。 （三） 文学自我生产固然重要，文学组织与传播同样不可忽略。深圳之所以成为打工文学的沃土，离不开政府支持。深圳打工文学的发源地和大本营是宝安区。这个人口大区70%左右的人都是中学学历及以下。如何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增进他们对城市的融入感，该区很重视文学的功能。据老唐统计，宝安区有100多份文学刊物，打工文学创作者超过2000人，其中100多人加入地市级以上作家协会，每年有上千件富有生活气息的打工文学作品在各级刊物上发表，部分作品获得鲁迅文学奖等国家级奖项。宝安日报的《打工文学》周刊，更是为许多创作者提供起飞的平台。去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深圳考察，专门听取了宝安打工文学情况的汇报。 深圳市出钱资助打工文学，一份文学刊物一年经费少的大约30万；一些有文学自觉的官员每到一个街道任职，就都会办起一份文学刊物，给打工者提供自我抒发的平台，也提供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客观上成为社会的润滑剂、减压阀。打工文学的组织者，除了政府，还有大量文学爱好者。比如老唐参与组织了许多打工者的文学联谊和研讨，热衷提携年轻人；比如《开放导报》编辑廖令鹏，业余时间发表了大量关于深圳打工文学的评论，成为自我成才的文学评论家；比如胡帝，自费开设“中华文化复兴网”，自费开办文学内刊，自费请来专家颁发自己的文学奖，受到许多打工创作者的认同与喜欢。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