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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繁华：新人民性的文学——当代中国文学经验的一个视角
关于中国文学经验的讨论正在热烈地展开。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总是有一个悖论式的狐疑：一方面，百年来全球性的文学交流，已经使中国文学经验成为全球文学经验的一部分，我们是否能够识别哪些经验是纯粹的中国文学经验；一方面，“全球化”虚张声势了许多年，在文学领域，中国文学是否真的被纳入了这个十分可疑的范畴之中。还有，即便这些问题都被排除或解决了，我们是否能够总结出一个普遍性的“中国文学经验”。文学是最具个人性的精神创造活动，统一的中国文学经验究竟在哪里。
既然有这些疑问，当要我言说中国文学经验的时候，就显得勉为其难或力不从心。因此，在我看来，中国文学经验即便存在，也是一种想像或不断建构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文学经验呈现出的总体面貌——比如“五四”时期的文学经验、国统区与解放区的文学经验、十七年的文学经验、文革和80年代的文学经验、90年代以来的文学经验等，是非常不同的。因此，要整合出一个切实的中国文学经验，几乎是不可能的。当下强调“中国文学经验”和80年代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虽然是两种不同的取向和诉求，但其内在思路并没有区别，这——就是或意味着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某种不自信。前者隐含着中国文学还没有被国际社会承认、特别是还没有被欧美文学强势国家承认，急于融入国际文学大家庭的要求；后者则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警惕或惧怕中国文学被欧美强势文学遮蔽、吞噬、同化或覆盖的危险，因此要将中国文学从全球“一体化”中划分出来。这些口号或话语背后，总是隐含着关于“民族性”的双向要求：一方面，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一方面，越是民族的也就越是独立的。可以说，如果没有“全球化”的话语压力，“中国文学经验”这一话题的提出几乎是不可能、也没有对象的。
中国文学在与世界文学不断相互影响和交汇的过程中，特别是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使中国文学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被政治文化控制的文学逐渐获得了自由和独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概括出不断建构和变化的中国文学经验的话，我认为，这一经验是由三个方面构成的。这就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学经验、“五四”以来现代白话文学的经验和不断被我们吸纳的外来文学经验。这三种文学经验的合流，才有可能完整地呈现出中国当代、特别是当下的中国文学经验。这当然只是理论上的描述。如果进入当下中国文学创作的实际，“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经验，可能在近期讨论最多的“底层写作”这一文学现象中表现得最为充分。
新世纪以来，文学对中国现实生活或公共事物的介入，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对底层生活的关注、对普通人甚至弱势群体生活的书写，已经构成了新世纪文学的新人民性。在商业霸权主义掌控一切的文化语境中，中国社会生活的整体面貌不可能在文学中得到完整的呈现：乡村生活的乌托邦想像被放弃之后，现在仅仅成了滑稽小品的发源地，它在彰显农民文化中最落后部分的同时，在对农村生活“妖魔化”的同时，遮蔽的恰恰是农村和农民生活中最为严酷的现实；另一方面，都市生活场景被最大限度地欲望化，文学却没有能力提供真正的都市文化经验。两种不同的文化在商业霸权主义的统治下被统一起来，他们以“奇观”和“幻觉”的方式满足的仅仅是文化市场的消费欲望。这一现象背后隐含的还是帝国主义的文化逻辑。“历史终结”论不仅满足了强势文化的虚荣心，同时也为他们的进一步统治奠定了话语基础。但是，事情远没有这样简单。无论在世界范畴内还是在当下中国，历史远未终结，一切并未成为过去。西方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的压迫，被置换为跨国公司或跨国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和技术的统治，冷战的对抗已转化为资本神话的优越。强权与弱势的界限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这一点，在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和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批判中已经得到揭示。在当下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与魔共舞”，新的问题正在形成我们深感困惑的现实。但是我们发现，在消费意识形态的统治下，还有作家有直面现实的勇气。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发现了中国当下生活的另一面。由于历史、地域和现实的原因，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构成了中国特殊性的一部分。这种不平衡性向下倾斜的当然是底层和广大的欠发达地区。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在强调文学性的同时，作家有义务对并未成为过去的历史和现实表达出他们的立场和情感。在这个意义上说，作家在表达他们对文学独特理解的基础上，同时也接续了现代文学史上“社会问题小说”和文学的人民性传统。
2003年，在北京召开的“崛起的福建小说家群体”研讨会上，针对北北的小说创作，我提出了文学的“新人民性”的看法。文学的新人民性是一个与人民性既有关系又不相同的概念。人民性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9世纪20年代，俄国诗人、批评家维亚捷姆斯基在给屠格涅夫的信中就使用了这一概念，普希金也曾讨论过文学的人民性问题。但这一概念的确切内涵，是由别林斯基表达的。它既不同于民族性，也不同于“官方的人民性”。它的确切内涵是表达一个国家最低的、最基本的民众或阶层的利益、情感和要求，并且以理想主义或浪漫主义的方式彰显人民的高尚、伟大或诗意。应该说，来自于俄国的人民性概念，有鲜明的民粹主义思想倾向。此后，在列宁、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以及中国“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学家那里，对人民性的阐释，都与民粹主义思想有程度不同的关联。我这里所说的“新人民性”，是指文学不仅应该表达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表达他们的思想、情感和愿望，同时也要真实地表达或反映底层人民存在的问题。在揭示底层生活真相的同时，也要展开理性的社会批判。维护社会的公平、公正和民主，是“新人民性文学”的最高正义。在实现社会批判的同时，也要无情地批判底层民众的“民族劣根性”和道德上的“底层的陷落”。因此，“新人民性文学”是一个与现代启蒙主义思潮有关的概念。
北北的《寻找妻子古菜花》《王小二同学的爱情》《有病》以及后来的《转身离去》《家住厕所》等，对底层生活的关注和体现出的悲悯情怀，作为一种“异质”力量进入了当时为杂乱的都市生活统治的文坛。我认为：当代小说的世俗化倾向，使小说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快感的诉求，美感的愿望已经不再作为写作的最低承诺。因此，我们在当下小说创作中，已经很难再读到诸如浪漫、感动、崇高等美学特征的作品。但是文学作为关注人类心灵世界的领域，关注人类精神活动的范畴，它仍有必要坚持文学这一本质主义的特征。北北在她的小说中注入了新时代内容的同时，仍然以一种悲悯的情怀体现着她对文学最高正义的理解。我们在儿童王小二的经历中，在王大一的“现代愚昧”中，在路多多惨遭不幸的短暂生涯中，在王二颂本能、素朴的“剪不断、理还乱”的人性矛盾中，在李富贵寻妻、奈月坚贞的爱情中，读到了久违的震撼和感动。北北以现代的浪漫、幽默和文字智慧，书写和接续了文学伟大的传统。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北北作为欠发达或弱势话语国家的作家，她提供的悲悯情怀，以及对文学最高正义的坚持和重新书写的经验，就是当下中国文学经验的一部分。
事过两年之后，批评界发起了关于“底层写作”的讨论。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以及在文学界引发的这一讨论，是文学创作和批评介入公共事务的典型事件。争论仍在继续，创作亦未终止。这一领域影响最大的作家曹征路，对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关注已久。2005年，他的《那儿》轰动一时。小说的主旨不是歌颂国企改革的伟大成就，而是意在检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国有资产的流失、工人生活的艰窘，工人为捍卫工厂的大义凛然和对社会主义企业的热爱与担忧，构成了这部作品的主题。当然，小说没有固守在“阶级”的观念上一味地为传统工人辩护，而是通过工会主席为拯救工厂上访告状、集资受骗，最后无法向工人交代而用气锤砸碎自己的头颅，表达了一个时代的终结。朱主席站在两个时代的夹缝中，一方面他向着过去，试图挽留已经远去的那个时代，以朴素的情感为工人群体代言并身体力行；一方面，他没有能力面对日趋复杂的当下生活和“潜规则”。传统的工人阶级在这个时代已经力不从心无所作为。如果是这样，我认为《霓虹》堪称《那儿》的姊妹篇，它的震撼力同样令人惊心动魄。不同的是，那个杀害下岗女工（也是一个暗娼）的凶手终于被绳之以法，但对那个被杀害的女工而言已经不重要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在这篇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从生活到心灵都完全破碎了的女人——倪红梅全部的生活和过程。她生活在人所共知的隐秘角落，但这个公开的秘密似乎还不能公开议论。倪红梅为了她的女儿和婆婆，为了最起码的生存，她不得不从事最下贱的勾当。但她对亲人和朋友的真实和朴素又让人为之动容。她不仅厌倦自己的生存方式，甚至连自己都厌倦，因此想到死亡她都有一种期待和快感。最后她终于死在犯罪分子的手里，只因她拒绝还给犯罪分子两张假钞嫖资。
还有同是深圳作家的吴君，曾因长篇《我们不是一个人类》受到文坛的广泛关注。许多名家纷纷撰文评论。一个新兴移民城市的拔地而起，曾给无数人带来那样多的激动或憧憬，它甚至成了蒸蒸日上日新月异北方中国的象征。但是，就在那些表象背后，吴君发现了生活的差异性和等级关系。作为一个新城市的“他者”，底层生活就那样醒目地跃然纸上。她最近发表的《亲爱的深圳》，对底层生活的表达达到了新的深度。一对到深圳打工的青年夫妻——程小桂和李水库，既不能公开自己的夫妻关系，也不能有正当的夫妻生活。在亲爱的深圳——到处是灯红酒绿红尘滚滚的新兴都市，他们的夫妻关系和夫妻生活却被自己主动删除了。如果他们承认了这种关系，就意味着他们必须失去眼下的工作。都市规则、或资本家的规则是资本高于一切，人性的正当需要并不在他们的规则之中。李水库千里寻妻滞留深圳，保洁员的妻子程小桂隐匿夫妻关系求人让李水库做了保安。于是，这对夫妻的合法“关系”就被都市的现代“关系”替代或覆盖了。在过去的底层写作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物质生存的困难，是关于“活下去”的要求。在《亲爱的深圳》中，作家深入到了一个更为具体和细微的方面，是对人的基本生理要求被剥夺过程的书写。它不那么惨烈，但却更非人性。当然，事情远不这样简单，李水库在深圳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有机会接触了脱胎换骨、面目一新的女经理张曼丽。李水库接触张曼丽的过程和对她的欲望想像，从一个方面揭示了农民文化和心理的复杂性。这一揭示延续了《阿Q正传》《陈奂生上城》的传统，并赋予了当代性特征。吴君不是对“苦难”兴致盎然，不是在对苦难的观赏中或简单的同情中表达她的立场。而是在现代性的过程中，在农民一步跨越“现代”突如其来的转型中，发现了这一转变的悖论或不可能性。李水库和程小桂夫妇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但在这个隐喻中，吴君却发现了中国农民偶然遭遇或走向现代的艰难。民族的劣根性和农民文化及心理的顽固和强大，将使这一过程格外漫长。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李水库还是程小桂，尽管在城市里心灵已伤痕累累力不从心，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很难再回到贫困的家乡——这就是“现代”的魔力：它不适于所有的人，但所有的人一旦遭遇了“现代”，就不再有归期。这如同中国遭遇了现代性一样，尽管是与魔共舞，却不得不难解难分。也正因为如此，吴君的小说才格外值得我们重视。
在“新人民性”这一文学现象中，青年作家胡学文的《命案高悬》是特别值得重视的。一个乡村姑娘的莫名死亡，在乡间没有任何反响，甚至死者的丈夫也在权力的恐怖和金钱的诱惑下三缄其口。这时，一个类似于乡村浪者的“多余人”出现了：他叫吴响。村姑之死与他多少有些牵连，但死亡的真实原因一直是个迷团，各种谎言掩盖着真相。吴响以他的方式展开了调查。一个乡间小人物——也是民间英雄，要处理这样的事情，其结果是可以想像的。于是，命案依然高悬。胡学文在谈到这篇作品的时候说：
乡村这个词一度与贫困联系在一起。今天，它已发生了细微却坚硬的变化。贫依然存在，但已退到次要位置，困则显得尤为突出。困惑、困苦、困难。尽你的想像，不管穷到什么程度，总能适应，这种适应能力似乎与生俱来。面对困则没有抵御与适应能力，所以困是可怕的，在困面前，乡村茫然而无序。
一桩命案，并不会改变什么秩序，但它却是一面高悬的镜子，能照出形形色色的面孔与灵魂。很难逃掉，就看有没有勇气审视自己，审视的结果是什么。
堤坝有洞，河水自然外泄，洞口会日见扩大。当然，总有一天这个洞会堵住，水还会蓄满，河还是原来的样子——其实，此河非彼河，只是我们对河的记忆没变。这种记忆模糊了视线，也亏得它，还能感受到一丝慰藉。我对乡村情感上的距离很近，可现实中距离又很遥远。为了这种感情，我努力寻找着并非记忆中的温暖。
这段体会说的实在太精彩了。表面木纳的胡学文对乡村的感受是如此的诚恳和切实。当然，《命案高悬》并不是一篇正面为民请命的小说。事实上，作品选择的也是一个相当边缘的视角：一个乡间浪者，兼有浓重的流氓无产者的气息。他探察尹小梅的死因，确有因自己的不检点而忏悔的意味，他也有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洗心革面的潜在期待。但意味深长的是，作家“并非记忆中的暖意”，却是通过一个虚拟的乡间浪者来实现的。或者说，在乡村也只有在边缘地带，作家才能找到可以慰藉内心的书写对象。人间世事似乎混沌而迷蒙，就如同高悬的命案一样。但这些作品却以睿智、胆识和力量洞穿世事，揭示了生活的部分真相。
对底层生活的关注，使“新人民性的文学”逐渐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文学潮流。刘庆邦的《神木》《到城里去》、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豹子最后的舞蹈》、熊正良的《我们卑微的灵魂》、迟子建的《零作坊》、吴玄的《发廊》《西地》、杨争光的《符驮村的故事》、张继的《告状》、何玉茹的《胡家姐妹小乱子》、胡学文的《走西口》、张学东的《坚硬的夏麦》、王大进的《花自飘零水自流》、温亚军的《落果》、李铁的《工厂的大门》《我的激情故事》、孙惠芬的《燕子东南飞》、马秋芬的《北方船》、刁斗的《哥俩好》、曹征路的《霓虹》等一大批作品，这些作品的人物和生存环境是今日中国的另一种写照。他们或者是穷苦的农民、工人，或者是生活在城乡交界处的淘金梦幻者。他们有的对现代生活连起码的想像都没有，有的出于对城市现代生活的追求，在城乡交界处奋力挣扎。这些作品从不同的方面传达了乡土中国或者是前现代剩余的淳朴和真情、苦涩和温馨，或者是在“现代生活”的诱惑中本能地暴露出农民文化的劣根性。但这些作品书写的对象，从一个方面表达了这些作家关注的对象。对于发展极度不平衡的中国来说，物质和文化生活历来存在两种时间：当都市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时候，更广阔的边远地区和农村，其实还处于落后的十七世纪。在这些小说中，作家一方面表达了底层阶级对现代性的向往、对现代生活的从众心理；一方面也表达了现代生活为他们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复杂后果。底层生活被作家所关注并进入文学叙事，不仅传达了中国作家本土生活的经验，而且这一经验也必然从一个方面表现了他们的是非观、价值观和文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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